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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忍士人的骄横。
为了对抗士人,他还祭出法宝,亲自祭拜老子,宣布自己信奉黄老之学,以此引起民间学习黄老之学的风潮,用来打击士人的嚣张气焰。
党锢之祸在刘志手上可以说是保卫皇权的组合拳的组成之一,是手段,不是目的。
但是汉灵帝刘宏则不一样。
他被迎入雒阳登基时才十二岁,是個少年,在皇宫里,围绕在他身边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宦官与亲宦官的官僚集团,完全被他人左右。
可以说他就是在宦官集团的陪伴下成长的,宦官们给他灌输的都是些什么也就显而易见了。
等到他亲政的时候,自然以宦官为亲信,信任宦官也就是人之常情。
他对宦官的信任远超对士人官员的信任。
所以第二次党锢之祸的烈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且皇帝拉偏架的力度也远远超过了汉桓帝时期,于是党锢之祸才走向了失控,由皇帝主导变成了宦官主导。
至此,宦官势力才彻底压过了士人官僚的势力。
总说皇帝应该信赖士人而不是宦官的,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延熹二年八月,汉桓帝意图铲除大将军梁冀,突然发动**。
当时,刘志所倚重的**力量主要是宦官,而当时愿意站队到皇帝这边的士人官员屈指可数。
只有司隶校尉张彪、光禄勋袁盱、廷尉邯郸义、尚书令尹勋、尚书仆射霍谞及尚书台里的六名尚书。
偌大朝廷,那么多士人官员,愿意站队皇帝的只有区区数人,连当时的三公——太尉胡广、司徒韩縯、司空孙朗都不敢入宫护驾,只敢观望局势,等着谁赢了帮谁。
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又怎么可能把士人视作自己最重要的亲信呢?皇帝倒是愿意,士人愿意吗?
他们自己在关键的时候没有站队,逼的皇帝孤注一掷发起进攻,之后又要腆着脸去分胜利的果实,未免太过无耻。
所以刘备认为抛开所谓的**节操,朝廷高官的大部分**行为都是符合自身的**利益的,这才是唯一不变的**游戏规则,史书上记载所谓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而去批判**的宦官集团的论调,看看就行了,不必当真。
史书是士人写的。
史书就是袁绍所在的阶级写的。
他们之间的斗争只是为了**利益而已。
公平和正义?
值几个钱?
所以当刘备抵达袁绍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