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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耀文对福昌针织的产能问题比较关注，与生产厂长就这个问题的沟通比较多，诸如机器、人员满负荷，最多一天能生产多少棉布，又可以持续多久。
又与蔡世昌探讨了扩大产能的问题，在何种情况之下，蔡世昌才会决定投入新资金扩大产能，以及新产能形成预计所需的时间。
从车间到蔡世昌的办公室，一个个问题探讨过去，一个个得到满意的回答，临近中午，终于谈到了供货价和账期的问题。
蔡世昌很容易就接受了两个月的账期，但在供货价和合理损耗的增量上比较纠缠，冼耀文要求的增量是8‰，即每供应一件布，要多给8米，以此来覆盖布匹存在的细微瑕疵部分和生产过程中不当操作引起的损耗，蔡世昌最多只能接受3‰，两人就增量的问题来来回回争执。
一直在边上旁观的蔡珍觉得自己爸爸和冼先生很有意思，一人坚持一个数字，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开打的趋势，但争执之外，请茶派雪茄又是一片和谐，捧起茶杯时客客气气，放下茶杯接着争。
冼耀文和蔡世昌两人都有诚意促成长期合作，也正因如此，互相都清楚条件一旦谈拢，以后就不会轻易改，只能锱铢必较。
虽说冼耀文是买方，看似拥有绝对的谈判优势，这家不行可以找另一家谈，但其实他的选择面非常狭窄，中华制衣的定位是生产高端服饰，这就把质量平庸的针织布业企业给排除掉，剩下的数量本就不多，加上还有稳定的考量，筛选过后，数量就更少，他不得不认真对待每一家合格的潜在供应商。
生产好产品本就是如此，不是哪家企业都能成为原料供应商，好是方方面面的好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无论哪个环节都不能将就。
如果是生产大路货，冼耀文就不用这么累，只要把心思集中在压低成本上就行，品控也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货烂一点没事，只要价格够便宜，照样有人买单，照样赚得盆满钵溢，只不过企业寿命短一点罢了。
他只是不愿意成为一个赶风口型的商人，赶上一个风口无底线的搜刮每一分利润，把行业做烂，去它个逑，提着利润再去追赶下一个风口。
永远在路上，永远在创业，看似**无限，其实啥也不是，在哪里也不可能捞到话语权，最多成为一只肥硕点的蝼蚁，当更上层缺少油水时，洗白白自己躺到张开的网上升华为秋膘。
他要走的路不是这样的，他要对规则的制定有发言权，参与规则制定，然后誓死捍卫规则，把规则换
